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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舍命译圣经

1919年4月22日,北京城外通州小县,82岁的美国人富善牧师(Chauncey Goodrich),手捧刚刚出版、墨香尚未散尽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喜乐萦怀。过去近29年,他和十数位世界各国传教士,为中国人带来了这部呕心沥血的翻译之作。


这一年,充满喜乐、不住向上帝感恩的富善却显得孤独。1865年7月22日,他来到中国。参与译经者中,只有耄耋之年华发满头的他得见最后成果,他人均已仙逝。


“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经言”

距和合本《圣经》出版整整一百年前的1819年3月20日,苏格兰一名35岁普通女子丽切尔去世。这看似平淡的事随她丈夫米怜博士寄往中国的一封信,传递给好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两年多后,刚经历丧妻之痛的马礼逊再度收到米怜离世消息。这位开启外国传教士赴华历史的宣教士、牧师哭了,在182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述说自己的痛苦之情:“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怜夫妇来澳门,但如今四人中三人,皆不到四十岁便离世,留下我孤苦伶仃。”


彼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马礼逊离开英格兰,在中国已生活六年,首要任务是翻译《圣经》,到1819年11月,他和他的助手米怜夫妇等四人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全部翻译。而这一切,是1804年5月,马礼逊正式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名宣教士那一刻,就立定心志要完成的使命。


当时的申请信中,他如此表露心声:“自从进神学院,每念及此,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间,一直为此事祷告……我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因上帝的救恩赐给各族各方,说不同语言的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这样,上帝才会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这样的宣誓,在1807年1月28日刚年届25岁的马礼逊启程前往中国,直至52岁离世的27年间,未有丝毫动摇。


米怜在他的《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下称“回忆录”)一书中,对马礼逊的早期生活描述道:“他开始尝试进食中国菜肴,并与他的中文老师一起用膳。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上只用一盏瓦制的油灯,又把一本书竖立在灯旁来挡风……他学中国人留长指甲,脑后垂辫,用筷子进食;他穿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的街道上行走……”


但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恰来自他最期待完成的事工——译经。因当时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处死,所以学习中文是要冒流血和付出生命之险的事。马礼逊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名叫李察庭的秀才,学习中国文字、写作和广东方言。


随后,他又先后师从容光明和桂有霓学习官话,但时间都不长。任期最长的中文老师是葛茂和,从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历时八年半之久。葛是马礼逊最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师,也是他将马礼逊带入中文的经典世界。


1817年葛离开后,马礼逊还先后受教于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教授官话课程的朱靖。


马礼逊学好中文后即开始翻译《圣经》,但从事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他绝非易事。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文体,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而又深奥的文言文,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以便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浅显通畅的文言文。


米怜在《回忆录》中道出理由:“这种文体最适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庄严肃穆又极端简洁;另一面,容易理解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既不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堪,也不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马礼逊的中文圣经,主要译自于英文译本,但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希伯来和希腊文原文。在中文方面,他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巴设译稿,这从一些用语“生命、先知、罪、洗”等字词可窥一斑,而这些词汇一直沿用到今天。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翻译工作已完成。其中一段话流露出他如释重负般的喜乐与感恩:“藉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为了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藉而固执于私人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经言。”


随后,他说:“丁道尔(注:因翻译圣经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烧死的殉道者)被绑在柱子上快要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上达于天,得蒙应允。如今,让我们以热诚作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见吧!”


这位神的仆人最终并未看到祈求蒙允的日子。1834年8月1日,身患热病和其他复杂病症的马礼逊,在广州息了劳苦,回返天家。


篆刻在马礼逊墓碑上的一段话,概括了他的一生:“马礼逊,道学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了27年,编纂和出版了《英华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大量派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安息,而他们所作之工将由后人延续下去。”


“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


马礼逊碑铭之语成真。宣教士前赴后继,分别或合作参与译经工作。至十九世纪末,已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面世,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然而马礼逊之后的这些《圣经》译本过于多样但繁杂,不利于中国人整全接受和理解福音,因此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译本成为必要。


这就有了影响至今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一群“老外”组成的译经委。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并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标。



这一年,已距马礼逊去世逾半个世纪。当时,基督教会在华各宗派协作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七人为委员,狄考文担任主席。


狄考文,美国宾夕法尼亚人。1863年底,时年27岁的他受美国长老会差遣来华,次年1月到登州传教,开办蒙养学堂。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后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一部分)。


受选为译经委主席后的狄考文遂辞去文会馆校长职务,兼理译经工作十八年直至去世。与狄考文同工的白汉理(Henry Blodget)最年长,已65岁;其次是61岁的倪伟思;还有59岁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还有与他同岁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整个团队一直保持在七人,有进有出,除伍兹(Henry M.Woods)、仲钧安(Alfred G. Jones)、鹿依士(Spencer Lewis)、布蓝非(Thomas Bramfitt)生年不详之外,“年轻派”海格思( John Reside Hykes)和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加入该团队时,也已过不惑之年。


史料记载,译经委的工作过程付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代价”。 这些人多数在译经中染疾而死,亦有如仲钧安遭遇事故不幸遇难者:仲在泰山遇大风被倒塌的房屋砸死。


狄考文始终怀着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为了搜寻一个恰当词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绝不罢休。有人称之为“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将自己一生最后岁月完全奉献给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一心只望给中国人留下一本忠于《圣经》原文原意的中文版圣经。


译经委近三十载工作绝非一帆风顺,除去身体种种辛劳,还有因翻译意见不一而引发的矛盾,整个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整个译经过程亦时快时慢。身负主持全局工作重任的狄考文的协调、沟通,难度可以想见。


1906年,当《新约全书》翻译完时,狄考文已先后在北京、登州和烟台三地召集译经会议八次,每次历时两至六个月。患病之前,他从未缺席过一天,也从未缺席过一次会议,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尽方休。这回应了他于1863年7月3日携新婚妻子离开纽约赴华时的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


1908年,与以往一样,译经会议在烟台如期召开,狄考文罹患阿米巴性痢疾而未能出席,此病在当时无药可治,被视为绝症。去世前一天,他的弟弟狄乐播牧师跪在病床前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


但狄考文却在病榻上喊着说:“乐播,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而祷告。”然后他请接替他出任文会馆校长的赫士博士来为他的心愿能蒙应允祷告,最后狄考文还加了一句:“主啊,愿这祈求蒙你应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完成,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稣的怀里。


这位神的忠实仆人,一生荣获四个荣誉博士学位:1880年获汉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获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精于数理化,编纂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


而语言方面,他曾编写《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


狄考文去世后,他的遗体被海运至烟台,下葬于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

唯一一位活着看到圣经出版的译者


译经委运转29年间,除狄考文,另一位从未缺席过会议的成员就是富善牧师。他1891年被任命为官话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委员,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遂在72岁高龄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这位10岁即悔改归主、12岁决志献身于宣教事业的美国人,为中文《圣经》老骥伏枥之际,或许不会忘记他曾就读的威廉斯学院那引发美国海外宣教热潮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


早在1806年,该学院的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干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到主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尔斯的青年和几名安多弗神学院的毕业生,向美国公理会提出他们的“拯救全球计划”,遂有该公理会的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而这为日后富善等人被差派铺平道路。


1861年,富善从威廉斯学院毕业,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一年后转到安多弗神学院选读希伯来文,为其日后从事圣经中译工作奠定语言基础。


四年后,富善接受美部会差派,与新婚妻子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上海。同年7月22日,富善夫妇抵达上海,随即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后住在灯市口一小巷内的中式房子内。稍事安顿,富善就开始学习中文。


富善极富学习语言的兴趣和恩赐,很快就成为宣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流利的一位。为更容易接近中国人,富善留长辫、穿中式长衫;加之他从19岁开始,头发即已渐渐变白,因此看上去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颇受中国人尊重,为其宣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一座小礼拜堂。当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城,他在这里传福音、分发福音书册达六年余。在华期间,富善除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就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


译经委的译经工作曾于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这间通州的布道所内进行。当时是委员会最艰难时,只有狄考文、富善和伍兹三人参与,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其间决定1900年秋天举行下一轮工作,不料遭遇义和团之乱而延迟至12月。新一轮会议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出席,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翻译。


狄考文去世后,富善接任译经委主席。同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富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接下来的是人手不足和年迈精力不足的严峻挑战。期间有宣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赛珍珠之父)和安德文(Edwin E. Aiken)等先后加入,但都工作了不长的时间。


1919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富善成为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事工并活着看到译本出版的人。


《富善》一书作者林振时评价说:“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译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部白话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一样。……胡适博士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


年迈的富善,此前曾经历两任妻子的先后离世。富善在其第三任妻子的葬礼后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数月痛苦和疲累,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奇妙爱的诗歌。……结束后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


妻子去世后,富善与女儿恩赐夫妇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富善来华宣教六十周年,特别举办一个盛大庆典。此后不到两个月,富善便离开人世。


富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礼拜堂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当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富善的尊敬,要求把他的棺木先在校园转一圈,再运出北京城。


当棺木运抵通州时,韩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育女校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富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宣教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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